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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就可以克服几个世纪的历史和文化、带来更符合现代文明价值观的稳定社会，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早餐时，看到这条新闻的克莱蒙斯只是很无所谓地笑了下，对兰德说：“塔图斯是从上千年的专制中走出来的，那里的人才开始接触民主制度。但在联邦诞生前，墨菲斯就是民主制度下的国家首都，议会经营了百年，甚至无法通过一项该死的拨款法案。那些人还在抱怨塔图斯无法达到他们心里的基准，我看他们自己才需要提高基准。在我担任总理的四年时间里，每次我都会准备五份预算，但没有一次能在财年开始时就签署拨款法案，一次也没有。”

事实上，克莱蒙斯的继任者在上任后仓促决定从塔图斯撤军，导致三年后该国在崛起的地方游击力量和反政府武装的攻击下几近崩溃。正是联邦军队的撤离导致塔图斯的新生政权失去了一个关键的政治制衡力量，这加速了地区排斥主义运动的扩散，给了新的极权势力卷土重来的契机。不过，这是人们在近十年后才认识到的。

在克莱蒙斯任期的第二年，由于战争的影响，全球油价波动，联邦经济在兰德实施税制改革五年后，开始进入低迷期。失业率再次开始上升，接近税制改革第一年的状况。为刺激经济，兰德提出了新预算方案，包括总额约8200亿的加速减税政策。然而联邦消费者信心指数在过去五个月中已经下跌了近二十个点，这是自克莱蒙斯执政以来的最低水平。

理论上，强有力的财政刺激措施可以促进消费者信心增长，但前提是大多数消费者相信拟议的减税措施能迅速显著地增加他们的可支配收入。无论减税带来的储蓄前景如何，在消费者支出明显回到可持续的上升轨道之前，商业和投资信心不太可能反弹。另一方面，如果消费者信心继续下降，这场战争很容易被证明是引发联邦经济衰退的导火索。因此，政府出台刺激经济措施不仅仅是为了联邦的经济健康，也是想避免面临的重大选举风险。

只不过，事情的发展有时候偏偏不尽如人意——这一财年的拨款法案谈判陷入僵持，两党争斗不休，在对方在意的重大议题上互不相让。

每个财年通过的拨款法案授权了联邦政府正常运转所需要的各项资金。议会拨款委员会下设的包括防务、军队建设、海外行动、商务贸易、金融与政府监管、能源与水利、农业与食品药品监管、环境保护等在内的十四个小组，分别负责十四项年度拨款，且最终汇集成一份单独的法案。参众两院各自提交的版本需在谈判后达成一致，并于财年结束前交由总统签署。如果没有通过拨款法案，那么政府机构将无权支出任何用于提供相关服务的资金，这就会导致政府关门。

民主联盟党内部由于对战争态度产生分歧，导致无法齐心协力推动有利于执政政府的提案，两党又在削减赤字、海外行动、福利计划、公共建设投入等多项议题上发生巨大分歧。在议会夏日休假前，众议院的民主联盟党人不得不在内外都达成妥协，在清洁能源、水力和环保等多个领域增加预算，减少防务与对外援助预算，通过了一份折中的拨款法案。

然而克莱蒙斯认为这是一份过度支出的法案。他直接对议会表示，自己不会签署任何不包含削减赤字且将过多将预算投入在“一些并不关键或迫切的项目上”的法案，这样的做法会进一步加重联邦经济负担。于是他使用总统的否决权，把议会已经通过的法案打了回去。

此举在议会内部造成一片哗然，民主联盟党领袖指责克莱蒙斯不顾选举大局，但克莱蒙斯坚持要将削减政府支出、维持防务开支的政策理念贯彻到底。九月底，联邦政府因迟迟无法通过有效的拨款法案而关门十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