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历史 |

“甘露之变”的阴谋(2 / 2)

加入书签

这样的场面,令人五味杂陈。</p>

出长安后,李训奔终南山,想藏在故友华严宗大师宗密和尚那里。后者想收留他,将其剃度为僧,但终被弟子劝阻。李训只好转奔离长安不远的凤翔,也就是盟友郑注那里。但在路上即为人擒拿。李训知道落在仇士良手里遭凌迟是必然的,所以对押解将士说:“你们把我送到长安,功劳必被神策军夺去,不如现在就杀了我,把首级送给他们。”</p>

押解将士满足了李训……</p>

就这样,“甘露之变”以皇帝、宰相、大臣的完败而告终,宦官取得了全面的胜利:</p>

李训,时任宰相,由长安往凤翔逃的途中被捕,被砍首;</p>

舒元舆,时任宰相,逃至安化门,被捕,遭腰斩;</p>

王涯,时任宰相,事先没参与政变,乱中跑到永昌坊的一家茶馆,在那里被捕,最后屈打成招,遭腰斩;</p>

贾餗,时任宰相,同样也没参与政变,慌乱中逃至兴安门,被捕,遭腰斩;</p>

王璠,时任太原节度使,逃至长兴坊府邸,被捕,遭腰斩;</p>

郭行余,时任邠宁节度使,逃至平康坊,被捕,遭腰斩;</p>

罗立言,时任代京兆尹,逃至太平坊,被捕,遭腰斩;</p>

李孝本,时任御史中丞,逃至咸阳外郊,被捕,遭腰斩。</p>

在腰斩以上宰相和大臣时,仇士良叫百官必须到场观看,从心理和精神上彻底摧毁了那个时代的大臣。</p>

在长安,最后一个落网的是那位金吾将军兼烹饪大师韩约。事败后,他也逃出大内,在长安潜藏了几天,可这天晚上实在太饿了,于是出来觅食,在崇义坊被神策军捕获。被捕后,韩约为自己辩解,说:“正是因为我当时故意流汗提醒中尉大人,才使得李训没能得手啊,我是有功的。”</p>

仇士良在场,听后大笑,说:“那我就不腰斩将军了。”</p>

韩约大喜,说:“来世愿为牛马。”</p>

仇士良说:“我直接取你项上人头!”</p>

事变爆发时,郑注曾带数百亲兵前往支援,途中得知李训已败,就只好返回凤翔。仇士良密令在凤翔监军的宦官,叫其扑杀郑注。这个世界有多么奇怪。纵观唐朝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史,如果宦官想策动政变,成功率几乎是百分之百,很少有失手的。不谈智商的事,那未必靠得住。关键大约在于:他们虽然失去了阳物,但却有着极其强大的神经,做起事来是那样从容不迫。</p>

在凤翔,对付郑注的宦官是个叫张仲清的无名小辈。</p>

虽然此人一时间不知怎么扑杀郑注,多少有些迷惘,但却没露出任何破绽。最后,在部将帮助下,设计宴邀郑注议事。</p>

此时的郑注已是进退维谷。他当然知道,自己随时都有可能死于非命。但是,他没法跑。是啊,作为凤翔节度使,一个朝廷大员,他就算有潜逃之意,能跑到哪呢?人生中最难受的不是绝望,是无望。绝望还有置之死地而后生这么一说。无望呢?是完全没希望了。</p>

对郑注来说,就是等死了。</p>

郑注带着凤翔节度副使钱可复去赴宴。</p>

真正是宴无好宴。郑注眼神特别差,高度近视。宴席上,当对方抽刀时,他还没看清那人在干什么,就当场被斩了。钱可复亦遇害。郑注死前不知道的是:多年前,段成式的一位朋友,就已经预测到了这一幕的发生。</p>

这位朋友叫石旻,精通藏钩(一种猜物游戏),又善于预言,敬宗宝历年间,他随吏部尚书钱徽及其弟钱可复至湖州,钱氏兄弟想吃兔饼。时为夏季,属下好不容易捉到几只兔子。石旻见后笑道:“可将兔皮留下,我记一事。”遂钉皮在地上,用红笔写下道符,自言自语:“恨较迟!恨较迟!”钱可复问其意,石旻答:“我只是想记载一下兔年将要发生的事而已。”</p>

钱可复与郑注死难这一年,正是兔年。</p>

事变后,仇士良、鱼弘志除给自己加官晋爵外,还取得了参与延英殿议政的资格。在以往,能在这个地方与皇帝议政的只有宰相、重臣。而且,仇士良严密控制了文宗的自由,动不动就举“甘露之变”数落文宗。面对数落,文宗所做的只有低下头老实地听着。从此,专权的宦官“上迫天子,下凌宰相,视朝士如草芥”。</p>

“甘露之变”后,人人自危。事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大臣及文士都不敢提及此事,但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通过采访,从侧面写到了这段痛史:“永宁王相王涯三怪:淅米匠人苏润,本是王家炊人,至荆州方知,因问王家咎徵,言宅南有一井,每夜常沸涌有声,昼窥之,或见铜厮罗,或见银熨斗者,水腐不可饮。又,王相内斋有禅床,柘材丝绳,工极精巧,无故解散,各聚一处,王甚恶之,命焚于灶下。又,长子孟博,晨兴,见堂地上有凝血数滴,踪至大门方绝,孟博遽令铲去,王相初不知也,未数月及难。”</p>

事变中遇难的宰相之一王涯,本没有参与剪除宦官的谋划,最后在酷刑下违心招供。王跟韩愈是同期进士,算朝中的老人了。“甘露之变”爆发这一年,他已七十岁,是退休的年龄了。此前,有人曾劝其隐退,但王恋恋风尘,舍不下利禄,最终在退休前一刻死于非命。王涯死后没多久,身在荆州的段成式采访到从长安逃到该地的王家厨师苏润,得知事变爆发前王家出现三件怪事:</p>

一是王家宅南有井,每到夜里便有沸腾之声,白天苏润曾窥视,有时见铜厮罗(洗手用的器具),有时见银熨斗,打其水,水质有腐味而不可饮;二是王涯家中有一禅床,以柘木和丝绳制造,但后来无故地解散;三、其长子王孟博在一天早晨见厅堂地上有凝结的血迹一串,到大门口才消失,叫家人铲去。怪象发生几个月后,王涯被杀。当然,这只是传说。但这种传说,为“甘露之变”蒙上一层永远无法去除的感伤。</p>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权最严重的三个朝代之一,如果说东汉和明朝的宦官还不敢把皇帝怎么样,顶多是干预朝政、对抗大臣,那么在唐朝中期以后宦官的嚣张则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杀皇帝如儿戏。唐朝有两个皇帝于正史中被明确记载死于宦官之手:唐宪宗和唐敬宗。另有三个皇帝的死亡真相则被唐人隐秘地记载于笔记中:唐玄宗(死于宦官李辅国之手,《杜阳杂编》有隐晦记载)、唐顺宗(死于宦官俱文珍之手,《续玄怪录》“辛公平上仙”即写其秘事)、唐宣宗(死于宦官王宗实之手,唐末史书《东观奏记》有隐晦记载)。</p>

仇士良虽没亲手杀过皇帝,但在其掌权的八年里,幽禁了一个皇帝,诛杀了四名宰相,刺伤了一名宰相,处决了二名亲王,斩了一名皇妃,矫诏擅立了一个皇帝,最后决定退休了。</p>

那是唐武宗会昌四年(公元844年)。虽然他一手把唐武宗扶上皇位,但这武宗皇帝天性英武,重用铁腕宰相李德裕,君臣一唱一和,仇士良控制不住。离开皇宫前,一帮宦官来送行,询问如何方可保持权势,仇说了这样一番话:“天子不可令闲暇,暇必观书,见儒臣近则又纳谏,智虑深远,减好玩,省游幸,吾属恩且薄而权轻矣。为诸君计,莫若殖财货,盛鹰马,日以毬猎声色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则必斥经术,暗外事,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p>

归根结底一句话:不能叫皇帝闲着,当令其沉浸于声色娱乐,只有这样才可以控制在手里。</p>

但退休后没多久,仇士良就暴死了。又过了不久,朝廷宣布在其府邸发现上千件兵器,武宗立即下旨,削去仇一切官爵。在这里需要说的是,虽然史上记载仇是正常死亡,但从这一系列事情看,他极有可能是被武宗派刺客刺死的,仇出宫后的结局跟肃宗时代的巨宦李辅国太像了,而李就死于代宗所派刺客之手。如果是这样,倒也得其所!</p>

关于“甘露之变”,人们在读史时,每至此事无不扼腕。本来计划挺好的,怎么就一下子被仇士良逆袭了?假如当时韩约不露出破绽,又会是什么样的结局?如果依了郑注的计划,在给王守澄送葬之际于长安城外诛杀宦官,是不是胜算更大?但历史不相信假设,它的结果只有一个:甘露大冒险彻底地失败了!</p>

但值得一提的是,事变结束后,很多大臣都拍手称快。因为在他们看来,李训、郑注原本就是小人,发迹最初依靠的就是宦官,最后诛宦官仅仅是投机而已,所以并不值得同情。也就是说,“道德正确”压死了二人。</p>

但事情真有这样简单吗?</p>

郑注、李训确实都不是传统标准里的道德完备之人。郑注最初是干吗的呢?走江湖的郎中。虽然出身低贱,被很多大臣看不起,且相貌难看,眼睛还有疾病(“尤不能远视”),但医术却非常高明。此外,性情“诡谲狡险”。他本姓鱼,后私自改成唐朝最显贵的四大姓之一的郑姓(崔、卢、李、郑)。一个偶然的机会,郑注结识了在平淮西藩镇吴元济之乱中雪夜袭蔡州的著名人物李愬。李转任徐州节度使时,把郑注引荐给了当时在徐州监军的宦官王守澄,称郑注是天下奇才,搞得王很感兴趣。当王回宫廷任职时,顺手也把郑注带到了长安。</p>

郑注出身江湖游医,朝中大臣都不爱搭理他。但王守澄非常看重郑注,经常与之通宵达旦地畅谈时事。郑注虽高度近视,但能言善辩。举个例子:当时,王守澄是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左军中尉叫韦元素,此人讨厌郑注,想谎称有疾,叫郑为他看病,趁机将其捕杀。郑注还真来了,当发现不利于自己时,便口若悬河地跟韦元素聊起来,直到韦不知不觉地拉住郑的手,最后不但没杀郑注,还“以金帛厚遗注而遣之”。但郑注脱险后,即鼓动王守澄贬韦元素出宫做监军,又建议王在路上将韦杀掉。</p>

郑注真正得势源于文宗突患风疾,一度不能说话。王守澄推荐了郑注,后者还真就把病看好了,文宗从此也开始宠信其人,任命他为太仆卿兼御史大夫,又升工部尚书,充翰林侍讲学士,自由地出入宫廷。</p>

就在郑注得势时,又出现一个李训。李训跟郑注比起来还是有背景的,来自著名的陇西李氏,自己也是进士出身。善解《易经》的他,一个偶然的机会,为自己的亲戚去行贿郑注,后者遂将其推荐给王守澄。跟郑注比,李训高大魁梧,风神轩昂,善于演讲,特别能感染人的情绪。王守澄也比较喜欢李训,就把他推荐给文宗。一来二去,李训也当上了皇帝身边的翰林侍讲学士。</p>

很多人说,郑注狡险,善揣人意,反复无常,睚眦必报,那李训也不怎么样,谁得罪了他们,必将其清除出朝廷而后快。当时,“牛李党争”已经愈演愈烈,文宗曾发出“去河北藩镇易,去朝廷朋党难”的感叹。这两派互相打击。郑注和李训呢,则全面开火,是既打击牛党,也打击李党,把包括李德裕、李宗闵在内的很多大臣都贬出长安,所以得罪了不少人。</p>

其实,去除朋党和铲除宦官一样,是文宗政治理想的一部分。这也是他重用郑、李的原因。所以,打击牛李二党这件事,不能单纯地认为是郑、李人品不好,或仅仅是出于个人的好恶。很多人在回望那段历史时,把这个关键且本质的细节忽略了。</p>

就这样,文宗皇帝、郑注、李训三人成立了一个反对宦官和朋党的秘密联盟。</p>

郑、李二人虽是王守澄推荐的,但并不妨碍他们最终站在皇权一边。随后,连续成功诛杀了王守澄等人。此时李训已被升为宰相,有一次,跟郑注密谈,说要铲除宦官必内外合力,所以想叫郑到离长安最近的凤翔做节度使,以便直接掌握军队。一向被认为狡诈的郑注,十分爽快地答应了。从这个细节看出来,郑注没有过多地想自己的得失。否则,他完全可以拒绝跑到凤翔去做地方官。</p>

同时,郑注出了条奇计,就是前面说的,趁在长安城外为王守澄下葬之际,他率领亲兵,扑杀包括仇士良在内的大小宦官。但李训此时的欲望更大,不但担心郑注抢去首功,而且亦有意诛杀宦官后再杀郑注,所以带着一群不靠谱的帮手,在皇宫中抢先发难,终被经验丰富的宦官反戈一击。</p>

但在那么多大臣甘于随波逐流甚至见了宦官都哆嗦的时代,一个眼神儿不好的江湖郎中和一个研究《易经》的人站了出来。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因为稍一失手就满门皆灭。有人说他们是为了钻营,想往上爬。仔细一分析,就会发现这种说法不成立。对李训、郑注来说,一个事变前就当上宰相了,已经位极人臣了;另一个则是文宗眼前的红人。所以说,如果没有一个政治理想支撑着,他们不可能进行这样的大冒险。清代学者尚宛甫说得非常好:“训、注虽谲进,然乱贼人人得诛!举世畏宦官,训、注独舍生诛之,使其谋成,则武、宣、懿三宗必无复废立之事。”</p>

史上的评价,对李训还稍微好点,对郑注则出奇的低。其实,郑注并非像很多人说的那样是个只知党同伐异的小人。举个例子,当初,文宗以郑注为太仆卿兼御史大夫,郑注担任新职前举荐了仓部员外郎李款接替自己的旧职。</p>

文宗说:“郑注啊,这李款以前曾向我弹劾过你。”</p>

郑注答:“加臣之罪,虽于理而无辜;在款之诚,乃事君而尽节。”</p>

这话也是响当当的。由此可见人性的复杂,任何一棍子打死的事都是不可取的。最初,郑注只是个飘零江湖的郎中,但无常的命运与个人的奋斗,把他一步步推到时代舞台的中央,并最终让他成为一个悲剧性的人物。</p>

“甘露之变”失败了,主要原因在于李训,首先没执行更稳妥的郑注的计划,其次用人不当,韩约之类皆不堪大任。这是历史的定数,又充满了偶然,乃至于诡异。那是事变爆发前多年,“郑注大和初赴职河中,姬妾百余尽骑香气数里,逆于人鼻。是岁,自京至河中所过路,瓜尽死,一蒂不获”。由于铺天盖地的香气的袭击,自长安至河中的瓜都死了。是不是预示了几年后“甘露之变”的结局?</p>

“甘露之变”对晚唐士人的心灵影响太大了。</p>

事变发生后,退居东都洛阳做“中隐”闲官的白居易一声叹息,他的很多同僚都死于事变,包括当初打击过他的王涯。怀着复杂的心情,诗人写下著名的《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顾索素琴应不暇,忆牵黄犬定难追。麒麟作脯龙为醢,何似泥中曳尾龟。”</p>

当初,剪除宦官集团的过程中,郑注、李训曾将一个叫田全操的宦官贬到外地,随后通知当地官员,令其将田秘密决杀。但很快“甘露之变”爆发,田全操得以脱险,随即返回长安,并在路上扬言:“我入城,凡儒服者,无贵贱,当尽杀之!”此日,田全操入金光门,整个长安朝廷一下子就乱了,很多大臣认为宦官又要大肆杀人了。当时,新任宰相李石、郑覃正跟大臣们在血迹未干的中书省议事,听到田全操入城后,转眼间在座大臣跑了一半儿。郑覃也想跑,但被李石制止。李石找到仇士良,道明此事。仇或真或假地安慰了几句,说有他在,姓田的家伙断不敢闹事。</p>

田全操虽然没闹事,但仇士良却没放过李石,因为这位新宰相有点不怕他,多次跟他针锋相对。为此,仇士良派刺客在李石上朝途中进行截杀,李伏在马上一路奔回府邸,在门口又遭刺客第二轮袭击。虽然李石逃过一劫,但把满朝大臣吓坏了,转天早朝时,文武百官来了几个呢?九人而已。李石最终屈服,向文宗辞职,自求到外地做官。就连当初平定藩镇的著名宰相裴度,也萌生就此归隐之意。</p>

“甘露之变”改变了唐朝大臣和士人们的心灵格局与走向。事变前,士人们还有抱负,积极用事,欲恢复盛唐景象;事变后,则完全消沉,基本上都退守自家庭院和内心深处了,从士风到诗风乃至整个社会气象都为之一变。看刘沧《秋日过昭陵》中所写:“那堪独立斜阳里,碧落秋光烟树残。”消沉、伤感、麻醉、追忆、无力感和等待日落的心情,是“甘露之变”后的晚唐时代的一切风格所在。</p>

但就是在人人自危、畏宦如虎的乱局下,文士李玫在其志怪笔记《纂异记》中写下意蕴深远的“喷玉泉幽魂”一篇:“会昌元年(公元841年)春,孝廉许生下第东归,次寿安,将宿于甘泉店。甘棠馆西一里已来,逢白衣叟,跃青骢,自西而来,徒从极盛,醺颜怡怡,朗吟云:春草萋萋春水绿,野棠开尽飘香玉。绣岭宫前鹤发人,犹唱开元太平曲……”</p>

说的是,唐武宗会昌元年之春,许生考进士不中,东归家乡,过安阳寿安山,欲投宿于前面的甘泉店。未至店,遇一白衣叟,在随从簇拥下,乘青骢马自西而来。许生催马跟进,问其姓名,白衣叟笑而不答。许生跟在后面,走了二三里,天色已晚,来到当地名胜喷玉泉(白居易有诗《题喷玉泉》:泉喷声如玉,潭澄色似空。练垂青嶂上,珠泻绿盆中。溜滴三秋雨,寒生六月风。何时此岩下,来作濯缨翁)。这时候,白衣叟回头道:“有几位名士,在今晚于此泉下追忆旧事,我昨天被通知参加聚会,你不可再跟着我了。”</p>

许生好奇,执意尾随,到喷玉泉边,下马后,伏于草丛中窥视,见有四位男子现身于泉边园林中,一位神貌昂然,一位短小精悍,一位高大少须,一位清瘦机警,四人皆服“金紫”。“金”指“金鱼袋”,“紫”指“紫色官服”。唐规中,朝臣官服分四种颜色:紫色一、二、三品;绯色四、五品;绿色六、七品;青色八、九品。同时,佩戴相应的彩帛制作的“鱼袋”。按规定,一、二、三品官佩“金鱼袋”,四、五品佩“银鱼袋”。以此推断,几位官职都在三品以上。他们坐于喷玉泉的石矶上,等来了白衣叟。</p>

四人齐声说:“玉川,为何来迟?”</p>

白衣叟说:“时才游赏,歇马馆亭,见有诗题在柱上,吟咏了很长时间,故而来迟。”</p>

一人问:“什么诗能如此吸引先生?”</p>

白衣叟说:“诗作者的姓名不可知,但诗意与在座的遭遇有些相同。诗是这样的:浮云凄惨日微明,沉痛将军负罪名。白昼叫阍无近戚,缟衣饮气只门生。佳人暗泣填宫泪,厩马连嘶换主声。六合茫茫悲汉土,此身无处哭田横。”</p>

四人闻听,以袍袖掩面欲哭。</p>

白衣叟与四人饮酒,几巡后叹息声未绝。他们各自作诗感怀,似追述难忘的往事。诗成后,大家吟咏,间或长号,声动山谷。不一会儿,接他们的侍从来了。几人相视无言,唯有泪流,攀鞍上马,如烟雾般消失在许生的视野里。</p>

后许生从草丛爬起来,上马寻旧路而去。将近黎明时分,抵达一旅店,女店主问他为什么冒夜而行,许生把自己遇见的都说了出来。女店主说:昨夜三更,有骑马者来我店买酒,难道是他们?说着,她打开钱柜,发现昨晚收下的都是纸钱。</p>

在这个故事中,四人形貌特征切合遇难的李训、王涯、贾餗、舒元舆四宰相:“长大少髭髯者”指李训;“消瘦及瞻视疾速者”指王涯;“短小器宇落落者”指贾餗;“少年神貌扬扬者”指舒元舆。</p>

至于那位“玉川先生”即白衣叟,有可能是著名诗人卢仝的鬼魂。卢仝是王涯的朋友。“甘露之变”爆发前一天晚上,卢仝偶然留宿于王涯家,及至二十一日事变爆发,神策军到四名宰相府邸大肆搜捕,卢仝正好被堵在家里,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被杀。</p>

甘露喋血后,虽朝臣畏宦官如虎,但手握重兵的藩镇不吃那一套,昭义军节度使刘从谏(手刃淄青节度使李师道的刘悟之子)就上书朝廷质问:诸宰相为什么被杀?罪名是什么?即使有罪,也应由朝廷处治,宦官有什么权力派兵捕杀?刘从谏还直接列举仇士良的罪责,甚至称:若朝中宦官继续凶顽,他将发兵长安。诗人李商隐为此写下《重有感》:“玉帐牙旗得上游,安危须共主君忧。窦融表已来关右,陶侃军宜次石头。岂有蛟龙愁失水?更无鹰隼与高秋!昼号夜哭兼幽显,早晚星关雪涕收?”在诗中,表达了诗人对事变的痛惜和对刘从谏的支持。在刘的威胁下,仇士良才渐消气焰。</p>

↑返回顶部↑

书页/目录